何其芳曾是一名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他早期的诗歌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凄美而哀婉，是所谓充满着孤独而苦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显露了唯美主义倾向，并以此驰名文坛，被视为京派作家后起之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11月写了《我歌唱延安》,朴素而真诚、喜悦和憧憬溢于言表。不论在怎样的情形下，对于延安，何其芳始终都坚持着一个原则，这就是赞美与歌颂。何其芳逐渐成为文艺理念的忠实实践者，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文艺界的领导地位。他是20世纪文化界“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樊骏在1997年何其芳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说：

　　何其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有好多问题可以研究也需要研究的作家，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具体深入的探讨。①

　　十五年过去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何其芳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崇拜，他的信仰和崇拜是发自内心的、主动的、非功利的。从他1976年复出之后的最后一部作品《之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大多数重新复出的作家要么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要么是对中国文艺路线的反思，只有何其芳是一以贯之地歌颂，而且仍然是以时期的思维方式，如他在《之歌》中写到：

　　思想的阳光使我们温暖，使我们生气蓬勃，使我们像绿色的植物一样茁壮成长。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一个真正受到思想阳光照耀的人，他的肉体可以衰老，但他的精神却永不衰老。……这就是永远应该感谢的照亮了我们一生的金色的阳光。②文艺思想在何其芳的手里，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何其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被“金色的阳光”照亮了一生，他线年，《中国青年》杂志向何其芳出题征文《你是怎样来到延安的？》，人们对何其芳去延安的动机产生怀疑，曾说：阶级出身决定对革命的态度。何其芳优越的家庭环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看上去离延安很是遥远。所以他的动机是否纯粹和革命改造是否彻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但何其芳认为这是“再平常不过了”，他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回答说：

　　我来到了延安。难道还真需要一点解释吗？因为我曾经写了《画梦录》？这不是一个好理由。……它和延安中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但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

　　何其芳好像回答了人们的疑问又没有回答什么。《画梦录》与延安的距离确实使人产生疑问，正如何其芳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所写：“当我把这一类的感触告诉一个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同志，‘我们不同’，他说，‘我们的道路是很容易的，就像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里一样’。是的，他们是成群结队地、手臂挽着手臂地走到这里来的，而我却是孤独地走了来，而且带着一些阴暗的记忆。”别人因为没有写过《画梦录》这样唯美主义的作品，没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不需要蜕变，是“自然而然地”，而何其芳是突变的，当然需要过渡的桥梁。

　　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何其芳之所以到延安是因为当时的他缺乏信仰，他到延安去是为了寻找信仰，他是一个需要信仰支撑的人。他到延安来之前的状态正如他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所说的：

　　我回顾我的过去：那真是一条太长太寂寞的道路。我幼年时候的同伴们，那些小地主的儿子，现在多半躺在家里抽着鸦片，吃着遗产，和老鼠一样生着孩子。我中学时候的同学们现在多半在精疲力竭地窥伺着、争夺着或者保持着一个小位置。我在大学里所碰到的那些有志之士，多半喜欢做着过舒服的生活的梦，现在大概还是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从这样一些人的中间我走着，走着，我总是在心里喊，“我一定要做一个榜样!”我感到异常孤独， 异常凄凉。

　　要死也死在外面，哪怕是沙漠里。[注：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他曾经试图将文学作为一种信仰，但文学究竟太过单薄，不能承受其重。他要摆脱过去的生活，就必须走出去，寻找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他选择了去延安。他首先是为了摆脱无聊而去延安的，因为“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同时，也带着寻找信仰的心情来延安。但是，何其芳并不知道延安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否既找到信仰，又不丢失自由。我们看到在他来延安的路上对延安的期盼：“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一个平常的故事》） 所以，虽然他之前的生活与延安的生活有着很大的距离，然而正是这个距离促成了他的向往，促使他走出原来那个令他窒息的环境。他是既要信仰，又要自由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当时的延安这两点是不能两全的，革命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浪漫美好。

　　在延安，何其芳希望自己是一个关心政治的艺术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诗人，我们从何其芳1941年创作的《叫喊》中可以看出他的愿望： ：

　　但渐渐地何其芳发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诗人，他“一天开几个会”，“忙碌”是他对自己这个时期生活状态的形容和概括，这以后他的主要时间都放在社会事务上，创作时间很少。他后来又发现信仰与自由不能两全，不可能实现“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的愿望。何其芳是个善于自我调整的人，他曾经以文艺创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到延安后，他用另外一种成功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他不断地做着自我调适。赵思运认为何其芳的早期人格发育是不完善的，“潜藏着一种危险：一旦出现特殊语境，就有可能放弃对文学的坚持，甚至使文学异化为一种非艺术的工具；就可能放弃自我价值，使自我融入集体概念之中”[注：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所以何其芳能从文学家一跃而为政治家并从中得到满足。他在国统区是一个小诗人，来到延安，受到的亲切接见，这么高规格的礼遇使何其芳深受感动，备受鼓舞。于是，何其芳放弃文艺，甚至放弃自由而选择了信仰，因为他是为信仰而来的，他不能放弃他的初衷。

　　因为他的“忙碌”，导致他的诗歌的艺术性开始退步，他说，“酝酿和的工夫都很不够。我当时的艺术思想也有缺点，我只是注意到了为当时的需要服务，只是注意到了内容正确和写得容易理解，有些忽视艺术性的重要”

　　③[注：何其芳：《文学艺术的春天》，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163、164页。]。还因为“就是由于过多地写了一些议论文章和做了一些别的工作，我的头脑就习惯于逻辑的思考，形象的感觉逐渐衰退了”③。但是，何其芳并不打算把“别的工作”减少，也没有从此重视其“艺术性”，他是将的指示作为信仰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毛叫他怎样做他就怎样做，并积极投身其中。因为他是一个忠诚的人，一点也不虚伪，甚至不功利，这就是所谓的“何其芳式的诚实”。对他的器重使他感恩戴德，樊骏说：“熟悉他的人都有这样一种共识，他有一种书呆子式的认真和坦率，一点也不世故，几乎不知道如何来保护自己。”[注：樊骏：《何其芳，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2期。

　　]他的不世故，使他与那些政治的投机者区别开来，也使他在期间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逝世时他的悲痛是发自内心的，在逝世的第4天——1976年9月12日，何其芳就深情地

　　这是一个单纯知识分子的忠诚，但是，“它不简单地是愚忠问题，而反映着知识分子的重大人格缺欠。和西方知识精英的传统不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及对精神的高度信仰。他们不是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知识和形而上的追求上，而是定位在世俗生活领域里，特别是定位在权力意志者的认可上”[注：张景超：《何其芳的哭》，《艺术广角》2010年第1期。]。对他的认可使他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何其芳表现出来的是人格的缺欠，独立意识的丧失。之后，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反思，包括一直受到器重的周扬，也从血的教训中反思历史和现实，何其芳却没有，或者说是一种“无我”的反思，“何其芳在反思的历史悲剧时，是一种‘无我’的反思，即‘我’不在场的反思。当然，他是身在历史场景中的，但是他的价值之‘我’是‘不在’的，因为他的所有思路都在体制限定下的。在揭批‘’的时候，有的只是对‘’的痛恨和对领袖人物的热爱，而‘自我’是缺失的”[注：赵思运：《何其芳人格解码》，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他晚年的回忆录《之歌》中反复谈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他的教育与鼓舞，他在信仰中完全消失了自我。

　　有了信仰并且忠实于信仰的何其芳是不是就幸福了呢？回答是否定的。虽然他一再强调自己很幸福，他曾写道，“我们生活在延安的人是快乐的”[注：何其芳：《论快乐》，载《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他在散文《我歌唱延安》中盛赞延安“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在延安“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他在《幸福的回忆》(1977年3月1日)里说：“最近一些日子来,我正在写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回忆录。在这激动人心的幸福的回忆中，我好像重新恢复到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好像刚听过毛的讲话。”而我认为他时时刻刻生活在痛苦中，他的痛苦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何其芳一直饱受着艺术荒芜的痛苦。1942年，他在《解放》上分别发表了《叹息三章》和《诗三首》，其中在《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的日常生活》中写道：

　　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内心的矛盾，看到何其芳对过去生活的怀恋。他在延安前期宽松自由的文艺氛围中快乐生活了没多久，便陷入了喧嚣、忙碌的苦闷中。他特别希望“走到辽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把我自已投在草地上”，这是一个多么自由、率性的状态，那种温馨如同“回到了我最宽大的母亲的怀抱里”，但是，他不能在这里停留，因为他的责任、使命和信仰都使他不能离开“那发着喧嚣的声音的忙碌的生活”，虽然他眷恋那自由的状态，但他不能在两者间徘徊，他必须义无反顾的投身到政治事业中来。这不单纯是他主观的意愿，客观的现实也不容许他再迟疑。延安文艺整风对他的批评，阻止了他对过去的留恋。1942年6月19日，吴时韵在《解放》上发表《〈叹息三章〉与〈诗三首〉读后》，文章相当激烈，简单粗暴地批评了何其芳诗作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虽然紧接着金灿然和贾芝写文章为何其芳进行了辩护，但仍有所批评。这些批评使他断然回到《讲话》的文艺道路上来，他真心感到他们对自己的帮助是有益的。 ：

　　那些旧的感伤的、寂寞的残渣，沉淀在作者的心怀深处，给予侵入来的新的生活以顽强的抗拒力，并在无意间混在新的生活内，使它蒙上了一层悒郁的暗影。作者曾发挥了他的意志的强力，来克服这种悒郁，不让它在自己的诗篇内破坏积极的主题，而当它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的时候，则往往扮装得很文雅、很洒脱，旧骸骨的

　　所以，对于像何其芳同志的作者，读者大众我想可以要求他写他自身以外的大众所熟悉的题材的，这比起要求他更彻底地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得更为迫切；在作者，可提出这问题：“为大众,如何为法?”这就不仅是“如何写”的问题，而还在“写什么”的问题，或说，还在努力研究不熟悉的生活、人物的问题，像小说家做的一样。这里自然不是何其芳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者和学习写作者的努力方向的问题，不过何其芳同志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的诗多是剖白自己的缘故。[注：贾芝：《略谈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诗——由吴时韵同志的批评谈起》，《解放》1942年7月18日。]

　　延安整风以后，时代语境迫使何其芳放弃诗人个体对“辽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的留恋，他真诚地反省自己的错误，甚至自我否定。如果说1942年初写《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他还偶尔从心灵深处游移出来，“把我自己投在草地上”，还在文学与政治二者的界限之间徘徊，延安整风以后，他不再徘徊，甚至连心灵深处的游移也没有了，他一心一意地听毛的话，彻底地抛弃了自我，他真的已经消失在政治运动里面了。他写诗是坚持“歌颂光明”，他从一个唯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领袖崇拜的政治人。此后，诗越写越少，后来几乎停止了诗歌创作，出现了诗歌创作的空白时期，如他自言：“在一九四二年春天以后，我就没有再写诗了。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从一些具体问题与具体工作去学习理论，检讨与改造自己。”[注：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0页。]他整天过着“发着喧嚣的声音的忙碌的生活”。他说：“延安整风，成为我整个人生的一个彻底的大转折。”他由诗人逐渐“蜕变”为 “战士”。他服从的文艺精神与指示，说文艺只是革命的“齿轮与螺丝钉”，他就“作一个快乐的齿轮，消失在革命的大机器中”。“完全告别了我过去的那种不健康不快乐的思想，而且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我已经消失在它们里面”。（《一个平常的故事》）但我们仍然在他的《回答》中看到了他内心深深的内疚和痛苦：

　　当何其芳发现“难道我是一棵不结果实的树”时，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他已经被困在政治信仰的牢笼中无法解脱，如果说“政治”是导致他创作风格变化的外因的话，那么“信仰”则是作为内因的诗人自我意识形态。

　　所以，从文艺方面来说，何其芳是失败的，因为他确实“是一棵不结果实的树”。延安整风以后，他确实既没有创作出像早期的《画梦录》、《预言》那样的作品，也没有创作出“无愧于受过毛亲自教育的作品”，有的只是以文件和政策为依据的创作，这果实是干瘪的，没有光泽的。何其芳1956年9月编写自己的散文集时在《何其芳散文选集》“序言”说：“当我的生活和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向前迈进的变化的时候，我写的所谓散文和杂文却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进步，而且有时甚至还有退步的样子。”[注：何其芳：《何其芳散文选集》序，载《何其芳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对于何其芳艺术的萎缩，我们是感到惋惜的，并且对他的道路表示怀疑。施蛰存说：

　　“中国的一些从前曾经是属于自由思想者之群的作家，他们的转变，在别方面也许是一种利益，但在他们的文学事业上，却实在是一种损失。但是我们只能痛惜这种损失，而不必希望他们不转变，因为他们的生命也许从此而伟大了。”[注：施蛰存：《一人一书》（下），载《北山散文集》（二），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页。]他们的生命真的从此而伟大了吗？我再次表示怀疑，这就涉及到何其芳的另一个失败：政治信仰的失败。

　　政治信仰的失败是他自始至终自己感觉到的，他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做得不够，没有达到毛《讲话》的要求, 有一种政治焦虑感，他说:“我很惭愧，参

　　④[注：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437页。]他时时刻刻在检讨自己。曾评价他干工作“认真”，何其芳却为此感到惭愧：“我仍然什么贡献也没有作出，配不上您的鼓励和教育。”（《我控诉》）

　　从他晚年的作品《之歌》中可以为他的政治信仰的失败找到最后的例证，因为在这篇最后的回忆录中，他基本上是自我否定的，他说：“没有十年八年深入工农兵群众斗争，写出无愧于参加过这个划时代的会议、无愧于受过毛亲自教育的作品；在理论批评工作中，也没有能够对毛的光辉的文艺思想做较好的宣传，而且在写的有关文章中还有错误。”④

　　何其芳几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他经历着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苦，双重的痛苦源于他双重的失败。

　　何其芳的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何其芳一个人的悲剧，其实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缺失的悲剧。何其芳缺乏的是像傅雷、施蛰存这样的文人对自己人格与理想的坚守，施蛰存说： 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施蛰存：《纪念傅雷》，载《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其实傅雷的死，不仅仅是性情刚直，而且是独立人格与独立意识的体现。何其芳如果坚守自己最初的理想，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不是这样完全放弃自我、放弃理想的盲目崇拜和随波逐流，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悲剧，也不会这样因双重的失败导致双重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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