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以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作用逐渐凸显，对翻译主体——翻译家的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作为“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成就有目共睹。然而，由于他长期沉浸于翻译实践，鲜有谈及对翻译的看法与见解，学界对他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大量英汉、汉英翻译作品批评展开，尤其集中于《红楼梦》英译及鲁迅系列作品英译，较少有对他翻译思想的深层次、全面挖掘。为此，以杨宪益的诗人身份为突破口，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探讨其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之间的关系，得出关于诗歌翻译与创作的启示，拓展杨宪益翻译思想研究的现实维度，为当代文学翻译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纵观古今中外翻译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译者地位都十分卑微，翻译研究主要以文本分析为主，忽视对翻译主体的研究。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翻译这个以人的思考和创作为中心的艺术活动中，最不应该忽视的恰恰就是对这个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研究和重视”[1]。翻译家的研究得以成为翻译研究的时代课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相濡以沫，共同翻译了上百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外翻译界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作翻译工作者的典范，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一座丰碑。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曾对说，“他的译著是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3]。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译著及典籍译者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对杨宪益的研究开始从单一的译作分析、译本比较转向多元化探索。薛鸿时译杨宪益英文自传；邹霆、李辉、雷音各自著杨宪益传记；任生民、陈晓勇、付智茜、杨小刚和禹一奇等人也从不同角度解读杨宪益翻译思想。然而，由于杨宪益长期潜心于翻译实践，较少系统谈论他的译事思索，使得学术界对其翻译思想的系统、全面梳理较之于对其译本的分析研究相对落后。

　　因其在翻译与对外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杰出贡献，2009年杨宪益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成为季羡林之后获得该项殊荣的一代翻译巨擘。辉煌的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的诗人身份，使其诗歌创作没能受到应有的关注。杨宪益虽“算不上大诗人”，但说他“是有才调、有自家面目、有好诗可传的诗人，是并不夸张的”[4]。他的诗人气质得益于传统文化熏陶和西方教育浸润。作为具有诗人才气的译者，杨宪益的诗人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诗歌翻译。

　　杨宪益诗作大多收录在其个人诗集《银翘集》①和与黄苗子、邵燕祥出版的旧体诗合集《三家诗》中，“均属旧体，主要是‘打油’式律、绝”[4]。尽管出版了个人诗集，杨宪益[5]却在《银翘集》自序中坚称自己不是一个诗人，也从未认真写过什么像样的诗，确实写过一些，但都是写着玩的，并将近二十年所有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青年基金项目(0yjc740111)；湖南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10wlh47)；中南大学中央高校青年助推项目(2010qn10)；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辛红娟(1972?)，女，江苏徐州人，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典籍英译，翻译理论；唐宏敏(1986?)，女，土家族，湖南保靖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诗作冠以“打油诗”之名，甚至认为连打油诗也不够格，自谦地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众所周知，中国诗人向来好作隐语。例如，屈原《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多半有所寄托。如果抛开寓意，我们终不能把诗歌理解透彻。杨宪益的打油诗也正是如此，“以俗语入诗，以俗为雅，以俗胜雅”[5]，是“对言不由衷、言之无物的伪诗的挑战，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的反拨”[5]

　　杨宪益早期诗歌创作主要是与同学廉士聪一唱一和，高中两三年时间里，写了一百多首诗。可惜，这些诗大部分都已散失，只剩下《雪》和《死》两首，收录在《银翘集》中。从形式上看，这两首诗都属五言旧体。在《雪》中，诗人将洁白无瑕的雪比作音乐、战士和为革命殉难的烈士，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心愿，或许也显示了诗人以后要走的道 路。[6] 而《死》与《雪》的昂扬基调完全不同，显示出诗人对待生死的达观、冷峻态度。这两首诗虽在形式上采用旧体，但内容却与时俱进，积极向上，赋予诗歌新的生命。

　　杨宪益后期诗歌作品继续秉承这种“旧瓶换新药”的风格。在《感语言之洋化》中，他用七言旧体诗（律诗）形式痛斥外来语滥入汉语导致的不伦不类现象。该诗针砭时弊，用“旧瓶”自由地抒发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此外，杨宪益在夫人戴乃迭病逝后作七律《悼乃迭》：“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诗中仿写悼念杨开慧的词“我失骄杨”，用“失健翎”来抒发丧妻之痛。细察之下，不难发现杨宪益的诗既遵循传统的平仄、遣词、造意等严格的格律，又有巧妙而入情入理的创新，赋予了旧形式以新生 命[5]。中国第一家“诗杂志”《诗帆》创办者之一的常任侠先生曾评论说：“宪益的诗可以与散宜生（聂绀弩）的旧体新诗相媲美，不仅在内容上新奇、犀利，而且艺术质量也过得硬。”[7] 之所以钟情用旧体写诗，与他所接受的古典教育密不可分。他的父亲杨毓璋曾是一位业余诗人，崇拜黄遵宪，酷爱写旧体情诗。杨宪益承袭了父亲的诗人气质，对诗歌语言艺术有着天生敏锐的感悟力。受国学底蕴深厚的魏汝舟先生教导，杨宪益广涉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熟读《楚辞》《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古典诗歌，打下扎实的古文功底和良好的诗歌创作基础。魏汝舟爱写旧体诗，也教杨宪益作诗。初学对对子时，杨宪益便能写出“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的诗句。高中时受廉士聪影响，杨宪益继续诗歌创作，形式上主要模仿汉魏五言古体诗；受康有为、梁启超新体旧诗的影响，认同黄遵宪“我诗写我口”和吴宓“旧瓶换新药”的主张，认为“旧瓶”作为一种诗的形式，根本谈不上“过时”。这种形式和西方的“十四行诗”“商籁体”相同，各有其优美、合理之处，关键在于旧体诗的内容应当革新，不能再用“旧瓶”来装旧的意识，不应再用旧体诗词来表达旧的感情[7]。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绝对否定，把格律诗说成一种与真实情感格格不入的诗体，诗才横溢的杨宪益却能够自如地用古体诗抒发个人情感，可见国学功底之深厚。

　　正是诗人的灵感和扎实的古文功底，使杨宪益能够成功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充分体现诗人译诗的独特优势。由于自身好用旧体写诗，杨宪益翻译诗歌时在形式上多以诗译诗。杨宪益早期创作的诗歌模仿汉魏古体，用五言写成，同时期的诗歌翻译也多采用这种古体形式。他用五言古诗体翻译英国诗人雪莱的《云雀颂》和《西风颂》；还译过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生命颂》，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两首短诗《欢乐》《忧思》和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两首歌词；转译过古希腊女诗人萨孚的两三个断句。然而，这些初期的译作基本失落。只有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歌词、古希腊女诗人萨孚的诗现收录在《银翘集》里。这两个译作丝毫看不出翻译的痕迹，古体诗的形式读起来气韵生动、文气盎然，更像个人诗歌创作。

　　杨宪益曾尝试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由于“认为著名的诗篇《离骚》是一部伪作”，他坚信，“模仿‘英雄偶句体’形式翻译这首诗是恰当的”[8]。但英汉两种语言本质上的差别注定译作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原诗的意境、韵律、节奏。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曾开玩笑说：“杨氏夫妇译的《离骚》，与原作的精神比较，就像一块巧克力排同一个巧克力蛋那样不同。”[9] 虽如此，“以诗译诗”的信念仍强烈影响着杨宪益日后的诗歌翻译实践。随着杨宪益翻译风格日渐成熟，领悟到“用外国的格律诗体译中国诗歌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9]，他不再刻意追求“诗体译诗”，会适时地选择以“散体译诗”，杨宪益翻译《奥德修记》用的便是韵体，因为他意识到“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更好使人欣赏古代

　　杨宪益在《银翘集》自序中如是说道：“诗集编完了，有朋友们认为这本集子总要起一个名字。我记得前几年同黄苗子兄唱和时，曾开玩笑写过一首七律，诗记不得了，但其中有一联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当时启功兄看到，认为对得还不错。银翘解毒丸是北京同仁堂的成药，专治感冒，我常常服用。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因此我就想用《银翘集》作为书名好了。”[5]

　　正如杨宪益所言，他的诗的确“多半是火气发作时”所作。如《千家驹兄邀游深圳》中写道：“五粮液够五天喝，百丈楼高百姓穷”，“剧怜满座无双士，治国空谈特异功”。诗人用对比的手法，痛斥官员贪图享受，喜好空谈，治国无能。“教授如今成饿殍，豪商多半靠高官”（《无题三首》）的诗句更是辛辣地揭露了某些腐败的社会现象。针对新闻造假，有偿新闻层出不穷的现象，杨宪益还写下了“报纸头条假大空，如何蜥蜴亦称龙”（《报载贵州发现龙化石》），“报刊原本是宣传，只要宣传便要钱”（《有偿新闻》）的诗句。另外，杨宪益在1993年所写的诸首诗歌，如《青海》《百万庄路景两首》《银行》等，一改讽刺为抨击，从怨到怒。《又一首》便怒斥道：“希望工程成泡影，祖先基业换金条。官蝗吃尽民膏血，反道人民素质孬。”诗人对那些没有良知的贪官进行无情批判，显露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诗人特有的至性至情。

　　读此类带有“火气”的诗，让人不由想到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的诗句“愤怒出诗人”。实际上，杨宪益讽世、骂世都是为了达到一种警世的目的。“火气”流露的是他作为诗人的一种激昂悲愤的情怀，凝结的是他忧患时世的思考，宣泄的是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文化学人的“真”。

　　然而，只看到杨诗的“火气”，感受不到其内在的宁静淡泊，就无法还原杨宪益诗作的全貌，无法对其进行全面而真实的解读。“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而是“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融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5]。很难想象，“火气”冲天，动辄拍案而起的杨宪益，也有如此淡泊宁静的一面。而诗人这份悠然自得的情怀也充分融入到其风趣幽默、俏皮潇洒的诗句中。《银翘集》里亦有很多诗人自嘲、自我调侃的诗句，如“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诗人对酒和烟的钟爱。同是写喝酒，杨宪益却总能写出新意，情趣盎然，令人忍俊不禁。如《祝酒辞》：“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该诗分明是表示“醉了不在乎”，而他在《谢酒辞》中又道：“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这是表示“醉了很在乎”[4]。两首诗自相矛盾，却又出自同一诗人之手，让人哭笑不得。诗人在此是想“以轻松戏谑之‘酒话’，明‘有经有权’之‘酒道’”[4]。诗人对酒的喜爱在《途径吉首饮酒大醉》中表现地更是淋漓尽致。诗人游湘西，在“途中风雨正癫狂，又报前车遇塌方”的情况下，不但没有丝毫焦急与埋怨，反而庆幸能留下来喝酒，生出“还是暂留古丈好，虽然沉醉又何妨！”的诗句。由此足见诗人的“真”潇洒与“真”俏皮。 “火气”诗中感受杨宪益的可畏与可敬；从“悠然”诗中感受杨宪益的可爱与可亲。杨宪益十三岁进入英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学习，开始在全英文的语言环境中接受西学。学习期间，他大量阅读英文原版诗歌和翻译成英文的欧洲各国诗人的作品，对美国诗人朗费罗，英国诗人丁尼生、拜伦、雪莱的作品有着浓厚兴趣。旅英留学后，他更是不知疲倦地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只要是手头上的书，他都读——希腊神话和悲剧、英国培根的作品和莎翁戏剧，德国歌德、海涅的诗歌，甚至是用法文写作的勒南《耶稣传》和蒙田散文。他不满足于只是阅读，也尝试一些创作，用英语撰写了一部大型历史言情剧，描写中国战国时代美女西施的传奇故事；还用英文写了一部颇有

　　翻译风格论认为，译者选取那些与自己形象气质相投的文章翻译更易获得成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译出原作的精髓。诗人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歌翻译的选材。作为诗人，杨宪益的“火气”诗充分体现了他和而不同的真性情，特立独行的品格以及敢于挑战的革命主义精神。面对原则是非，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率真得毫无掩饰，更没有矫揉造作[5]。这或许是杨宪益选择《离骚》作为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处女作的原因之一。《离骚》中屈原“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与译者勇于挑战的革命主义精神不谋而合。杨宪益的“火气”诗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促使杨宪益——当年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翻译了《近代英国诗抄》。这个集子里收集了第一次大战结束和第二次大战开始之间的英国著名诗人作品，反映那个年代西方青年的精神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杨宪益这样的中国青年的心情。当时中国青年同欧洲青年一样，经过迷惘失望和追求，对祖国和世界人类前途保持美好的理想和希望 [11]。

　　杨宪益淡泊宁静的诗人情怀，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出闲适、俏皮、潇洒的一面，他诗歌翻译的选材也因此部分地呈现轻松、欢快的特征。杨宪益在自传中曾说：“一本书是乃迭和我都非常喜欢并把它译成英文的，它就是民间叙事诗《阿诗玛》。”[8]《阿诗玛》讲述了阿诗玛和阿黑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是流传在撒尼人民口头上的一支美丽的歌，充分体现了撒尼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诗中明快的基调、单纯的情感与诗人淡泊的心志恰好契合。类似地，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诗经》的英译；法国中古史诗《罗兰之歌》，古希腊罗马诗《奥德修纪》，以及罗马维吉尔的《埃涅阿纪》的译介，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源于同一种情怀。这一类诗歌其实都可算是民间叙事诗，然而由于其内容多涉及历史，也称史诗。要不是事态的发展使其离开了学术研究领域，杨宪益很可能是一位历史学家。[8]

　　“翻译者的主观因素，其个性、气质、心理禀赋、知识面、语言应用能力，乃至译者的立场、道德因素，无不对翻译活动起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12] 杨宪益兼善国学、西学，对东西方古典文化情有独钟，文化视野开阔。正是这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识背景，造就了杨宪益特殊的诗人情怀。这种诗人情怀与他写诗、译诗有着密切的联系。

　　杨宪益从小饱读诗书，喜欢即兴吟诗作对，中学开始写诗，能自如地进行古体诗创作，为诗歌翻译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功底。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诗人作诗对于韵律，就如学外国文者对于文法一样，都是取现成纪律加以学习揣摩，起初都有几分困难，久而久之，驾轻就熟，就运用自如了。一切艺术的学习都必须经过征服媒介困难的阶段，不独诗与音律为然。‘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成熟的境界。”[13] 这告诉我们“任何艺术的魅力都在于征服其本身的限制或约束而达到自由境界。诗歌韵律非但不是束缚思想的桎梏，反而是‘如枪炮之便利战斗’”[14]。正是诗人扎实的古文功底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使他能够成功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充分体现出诗人译诗的独特优势。此外，诗人创作诗歌所流露出的思想感情同样影响诗歌翻译实践。从杨宪益诙谐幽默的自嘲诗、愤怒无比的“火气诗”，淡含忧伤的怀古诗，我们能真切体会到诗人遗世独立的品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深厚的史识功底，这或许也是诗人选择翻译《离骚》《近代英国诗抄》《罗兰之歌》等作品的原因。杨宪益以大量的中英诗歌译作，精妙地阐释了诗人译诗的译界命题。

　　“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杨宪益从不把自己看作翻译家。他曾在诗作中慨叹：“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并感觉到“半生早悔事雕虫，旬月踟躇语未工”。这里的“真译匠”与“旬月踟躇语未工”体现了诗歌翻译之难和诗人对完美翻译的追索。杨宪益在自传和多次谈线年代初与毛就《离骚》翻译的短暂交谈。毛得知他曾把《离骚》译成英文，便问到：“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 “，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他不假思索地回答[8]。毛的话显然透露出对诗歌可译的怀疑态度。毛热爱中国

　　古典诗歌，能写一手好诗，他明显不相信像《离骚》这样伟大的古典诗篇能翻译成其他语言。当时的杨宪益年轻、自信。然而，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加深，杨宪益也表示尽管他花了很大的心力翻译《离骚》，但最后连他自己都怀疑翻译诗歌能否做到逼真，“因为《楚辞》或其他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能不能翻译成其他文字，而保留其神韵，的确是个难说的问题”[9]。从“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到“的确是个难说的问题”，此番态度的转变，体现出译者杨宪益对于“诗歌可译性”命题的深层思考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卓绝翻译探索。杨宪益对诗歌翻译难于尽善尽美的感喟和译事不辍的实践，有力地反驳了“诗歌不可译”的消极论断。从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相启发、互相增益来说，诗歌翻译得大于失[15] 。

　　诗的翻译“能给民族文学以新的生命力……它能深入语言的中心，用新的方式震撼它，磨炼它，使它重新灵敏、活跃起来”[15]。杨宪益译诗之际，“中国的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英国的文学语言也已经进入现代英语阶段。中国和英国悠久的古典文学传统也有助于诗歌翻译，因为杨宪益早年所受的古典诗歌的熏陶会使他保有高尚的情趣，对于形式的要求，对于质量的强调都成为他的翻译标准，这也有助于树立和推广文艺上的新事物。换言之，在杨宪益的译诗中，传统与创新并存”[16]。 益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学教育的浸润，古文功底深厚，好写旧体新诗抒发胸意。他对语言天生的敏感性和良好的驾驭力，淋漓尽致地反映在其诗歌创作及翻译中。杨宪益用一生的实践向我们表明文学翻译人才培养要跳出“技”的层面，转向对“道”的追求。翻译专业人才不仅应当具备娴熟的双语驾驭能力，更应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发挥综合提升、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17]，这也是我们进行诗歌翻译传播的目地之所在。

　　① 《银翘集》：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出版杨宪益旧体诗集《银翘集》。2007年8月，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大陆版《银翘集——杨宪益诗集》。和港版相比，大陆版增收了杨宪益90年代中期以后创作的诗。港版中一些作品，未见于大陆版。

　　[2] 郭晓勇. 平静若水淡如烟——深切缅怀翻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j]. 中国翻译, 2010(2): 46.

　　[3] 璩静. “是真名士自风流”——追忆一代翻译大家杨宪益. 中广网. 2009?11?29.

　　[16] 禹一奇.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d].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40.

　　[17] 辛红娟. “国学重振”与翻译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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