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端于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洋务学堂的兴办。在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影响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说，日本是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加进行论述。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端于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洋务学堂的兴办。我国近代高等教育萌芽的标志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正式诞生。在中国近代国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影响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说，日本是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895年，清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受此刺激，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求日本崛起的原因。他们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亦该仿效，并以日本路近、费省，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西书已由日本摘要翻译、刊有定本，日本的风俗习惯与中国等为理由，认为应该向日本学习，将其作为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1896年唐宝锷、戢翼翚等首批13名学生赴日留学，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留日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年，由清制定并公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以科名鼓励的形式，明确鼓励出国留学。在这种留学政策的推动下，在日本的鼓励下，留学日本之风一时大盛，在规模和人数上都创下前所未有的记录。留日运动的兴起，彻底瓦解了封建高等教育的根基，促进了以日本为摹本的新型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据统计，清末赴日留学生中，学师范及教育的人数最多。他们积极学习教育、心理、生物、化学等课程，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充分汲取近代新知识。回国后，他们被迅速充实到高等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师资队伍中。1907年清规定，官费留学生归国后，均须做五年专门教员，以尽义务；义务期未满之前，不得调派其他差使。这就使留日学生中的大部分，不管他们专业是农、工，还是医学、经济，归国后都先进入教育领域。于是，全国各类高校都出现了大量的留日学生群体，成为清朝末期日本高等教育向中国传播的主要“输送者”。

　　留日学生群体回国后，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使新式高等学堂的师资得到充实，使实业技术人才队伍得到壮大。另外，留日学生群体大量翻译西学典籍，客观上将日式高等教育部分移植到了中国，使近代资本主义思想观念得到广泛传播。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新式学堂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起来，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不成熟，这些学堂在课程设置、学习年限等方面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为加强规范，消除分歧，清决定参考日本学制，规划整合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

　　1904年清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拟定的一系列学制文件，这就是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有名的“癸卯学制”。它是中国近代由中央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

　　“癸卯学制”规定的学校体系几乎完全参照1900年日本的学校制度模式，由低到高分为七级，分别为“蒙养院、初等小学堂(艺徒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实业补习普通学堂)、中等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初级师范学堂)、高等学堂(译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大学预科、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大学堂、通儒院”。而之所以说其几乎完全照搬日本教育制度模式，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学校制度也分为七级，分别为“幼儿园、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艺徒学让)、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或大学预科学校(专科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帝国大学、研究生院”。除宏观的高等教育制度外，当时几乎每一所高等学堂内部的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甚至房屋式样、学舍间数也参考了日本的样式。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癸卯学制”的实施可谓意义深远，其标志着中国封建高等教育制度的彻底崩溃和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开始确立。模仿日本建立近代高等教育制度，使中国初步建立了新式的高教体系。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阶段，而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经济实力天壤之别，兴办新教育的财力、所需人才的层次等亦不相同，故而当时构建的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是脱离中国当时国情的空中楼阁，很大程度上名实不符。

　　晚清向日本学习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招聘日本教习。如前所言，各种近代学堂建立后，师资匮乏，不得不大量聘请外籍教习。20世纪初叶，新式高校聘请的教习多以欧美为主，1904年以后数量众多的日本教习来华，在外籍教师中占了绝对多数。

　　日本教习执教于清末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担负的课程主要有日语、心理学、教育学、自然生化科学等，他们的到来保证了当时各种高等学堂课程顺利展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师资匮乏的状况。

　　然而，来华日本教习的水平高低不均，品德亦有好有坏。日本教习中的大多数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工作尽心尽力，教学水平也较高。这些日本教习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程序而聘任，有相当水平的教学经验。但另一方面，也存在鱼龙混杂的现象，有些教习原本在日本就没有固定职业或根本没有职业，来华充当教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挣钱，更有甚者，酗酒、打架、挑起争斗和事端，品德恶劣，难堪师表。日本教习出现的这些问题与聘任过程有很大关系。针对这些问题，清为加强管理，保证教习质量，改变了日本教习的聘用方式，由开始时的学校单独进行改由统一雇聘，而且加强与日本及学校的联系，由日本帝国教育会负责来华教习的遴选和培训。

　　从整体上看，日本教习在清末高等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是清学习日本教育的重要途径。大量来华的日本教习，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专门人才，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起了积极作用。

　　教材是学校教育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是教学过程的物质基础。清末各级学堂虽大量建立，但教材问题一开始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此大量高等学堂建立后，供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十分短缺。管学大学张百熙奉命承办京师大学堂后，认识到教材的重要性，他认为，“新学制只是新教育的外壳，课程是其灵魂，教科书实与学堂相辅而行”。

　　为解燃眉之急，当时采取了三种途径加以解决：第一，直接翻译日本大学使用的教材。1900年成立了译书汇编社，先后将日本当时大学使用的教材翻译后，为单行本发行；第二，由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编写教材，如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万国史讲义》等教材；三是由中国教习依据日本教材料的观点、体系改编，如1905年两江师范学堂教育课教师张子和，根据日本松木孝次郎及松浦的《教育学》著作编写的《大教育学》一书，作为学生的讲义。这三条途径殊途同源，可以看出清末我国高等学校的教材主要取自日本。模仿日本建立的高等学校教科书翻译、编写体系，解决了学生用书的燃眉之急，对保证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结而言，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论从教育制度、管理规章，还是课程设置、所用教材等方面来看，都受到了日本很大的影响。日本客观上成为近代文明进入中国最重要的中转站，日本教习和留学日本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模仿的代价往往是落后于人、受制于人。明治维新后日本早于中国开启近代化进程，成为近代亚洲唯一一个资本主义。但崛起后的日本野心亦随之大涨，开始积极侵略亚洲邻国，谋求在亚洲称雄，而其觊觎的重要目标便是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利用各种文化形式入侵中国，客观上虽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启动，但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了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控制中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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