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当帝国主义列强用鸦片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中国封闭了几千年的大门的时候。中国进入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同时，西方体育也随西方文化的入侵传入中国。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的发展，体育作为社会和生活方式的产物，也不断产生出它的客观需要和条件，体育不再是单纯的娱乐和养生之道，而且也是向封建文化开战的一条重要战线。以孙中山、秋瑾、蔡元培、等为代表的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用近代进步科学的观点研究和倡导体育。

　　中国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国情与西欧不同，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体育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也没有一个能概括各种体育活动的概念或术语。在《体育之研究》(1917年)一文中指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也，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1］（p65）这是我国最早解释“体育”一词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五四”运动时，这种变化更为明显。由于这种趋势的发展和“军国民主义”的衰落，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以后，我国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内容由兵式体操改为田径、球类等运动和游戏，官方文件还规定对中学高年级学生加授生理卫生知识。这显然是把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实施，“体育”也就代替了原来意义的“体操”。此后，“体育”这个概念渐渐被人们普遍接受，“体育”一词一直沿用至今。同时各主要运动项目的发展进步，近代各运动项目在中国的开展，以体操为最早，田径、游泳次之，球类稍晚。同时男子项目的开展又较女子项目为早，沿海地区的开展又较内地为早。这些主要运动项目开展过程，大约是经过了由洋务军队与学堂、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传入普通学校，然后导入社会这一途径。同时，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项体育运动的发展也不平衡。例如，体操、近代田径运动、近代篮球运、乒乓球运动、网球运动等开始得到了进步发展。

　　随着近代体育的演变、发展，人们对体育的作用、价值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从而引起人们对以武术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的重新认识。这就是纠正片面的、狭义的传统体育为单纯军事目的和个人娱乐的观点，开始给以武术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赋予“体育”的含义。

　　这种认识过程，大约是从维新运动时期开始的。维新派认为，“尚武和重视体育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古代也曾有尚武之风。”［2］（p129）梁启超写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就是大力倡导发扬光大中国古代的尚武传统，强种强国。辛亥革命前后，不少仁人志士，在“振兴民族”，雪“东亚病夫”之耻活动中，积极主张把武术作为“国技”，甚至把武术作为中国式的体操而进行整理、研究。1914年和1915年，徐一冰和北京体育研究社分别上书教育部，要求学校体育应加授“本国技击”、1917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还通过决议，把武术作为中学正式体操。这些情况表明，人们不再是从练兵、娱乐、礼教等意义上去认识传统体育，而是认为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一样具有强身健体和教育等功能，应当受到重视和利用。随后，对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的研究更加深入，从生理、心理、教育等角度论述传统体育的论著日益增多，对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的健身、娱乐、审美和教育、军事价值的认识，得到教育界、体育界的普遍肯定和赞扬。

　　对传统体育价值的进步认识，导致不少人对传统体育进行研究、整理与改造。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以研究武术为主的团体，如上海的精武体育会(1909年)、长沙拳术研究会(1911年)、湖南国技学会(1914年)、上海中华拳术研究会(1917年)、上海中华武术会(1919年)、湖南国技俱乐部(1920年)、天津武术会以及山东武术传习所等等。这些组织主要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武术进行挖掘

　　另外，有些人则运用近代运动的某些形式对传统武术活动进行了一些改造。如将近代徒手体操的某些术势融合到武术套路中和太极拳动作中，使武术等传统体育更为合理、严谨。还有些人则对传统民间游戏进行整理研究。辛亥革命后，不少人对民间的踢程毽、滑冰、跳房、打花棍、跳绳、空竹、石锁等进行了整理，并撰文公诸报端。随后有关民间游戏的调查及论著不断出现，如《乡土游戏》、《体育游戏一百则》等等。不少经过整理、改编的民间游戏还充实了中、小学体育教材，如勤奋书局20世纪30年代初发行的《小学游戏教本》，就搜罗了不少民间游戏作为其教本内容。

　　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长期的宣传革命思想、准备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曾十分注重体育，并把体育作为重要的革命斗争工具。孙中山、秋瑾、蔡元培等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在其个人革命生涯中，体育同样占有重要的位置。

　　孙中山是伟大的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入，同他闪亮于世的爱国思想、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一样，他的“强种保国”的体育思想同样为世人所珍爱。在帝国主义弱肉强食和中国被欺凌宰割的年代，孙中山已认识到体育关系到国力的强弱和民族的盛衰，“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3］（p96）。因此，他进一步指出：“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

　　（二）秋瑾的进步体育思想 方面的实践，更值得今人借鉴。1906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后，一度在绍兴明道女校当体操教员，推行军国民教育和兵式体操。不久，她又创办了反对缠足的“天足会”。1906年冬，她主持大通学堂，集中精力扩充体操专修科，增加招生名额，更多地吸收会党首领参加学习。同时，她加强了军事训练，注意实弹射击演习。平时她深入学生中，了解学生思想，提高他们的认识。训练时，她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她身着黑色学生服，亲自指挥训练。据说一天适逢下雨，秋瑾身体力行，在风雨中坚持操练，深深激励了学生们。 在秋瑾革命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反封建、反男尊女卑的思想也一直贯穿在她的体育实践中。在主持大通学堂期间，还在绍兴仓桥设立了体育会，自任会长，试图训练一支女国民军。尽管顽固的封建势力使女学生无法到体育会参加训练，但秋瑾这一行动对当时反封建势力争取女性解放影响很深。随后，秋瑾再招收十余名会党首领来体育会学习，除一般的体操、兵操外，她还亲自教学员骑马、射击，带学生到野外练习开枪，她自己着男子体操洋服，乘马出入城中。

　　蔡元培戊戌政变后，他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不先培养革命人才，于是，他开始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1902年，他与蒋智等在上海发起并组织中国教育会，随即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随后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就任第一届教育总长。他任教育总长的时间虽不及一年，但为使教育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作出了一些重要改革。这些改革，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的体育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蔡元培的体育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任职期间为教育改革而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五种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并强调指出这几方面“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这是蔡元培接受资产阶级全面教育思想的体现。同时，他主张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养成完全人格”，而“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指出了体育在全面教育中的地位。蔡元培还特别注重军国民教育(军事体育)，他解释说：“在我国则强邻交迟，亟团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4］（p169）

　　因而军国民教育，“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为此，他还以中国古代教育的“六艺之射”、古希腊教育的“体操”加以论证。蔡元培一生的教育实践，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教育代替封建教育。在他资产阶级全面教育思想中，始终是把体育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并针对中国当时时局，提倡军国民教育，主张用体育强种卫国，用体育培养资产阶级需要的全面的人。这一

　　“五四”运动前夜，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些民主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把体育作为向封建文化开展的重要战线，开始用近代科学的观点研究和提倡体育。1917年4月，针对当时中华民族体育衰弱、而多数提倡体育者又不知“体育之真义”的现状，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就体育的意义、作用，体育与教育的关系等问题发表见解。1917年6月，恽代英在《青年进步》上发表了《学校体育之研究》一文，对改革学校体育提出了具体措施。1915年10月，陈独秀在自己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撰文，认为身心强健是作为政治家、军人、实业家……的先决条件之一。体育教育家徐一冰，1914年在《体育杂志》上论述“正当体育”为“普及体育之根本”。此外，鲁迅也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主张儿童体育要“动”，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力主运动的主张，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另外，自然体育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后成为影响我国体育的重要理论之一，代表人物有麦克乐、郝更生、袁敦礼、吴蕴瑞等。他们强调人的本性和体育教育的意义，提倡对体育教学规律和体育教学法的研究。人们在体育文化活动中形成了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的同时，也开始大胆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体育文化的实践活动，最主要的表现在教育中的实践。

　　总之，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对我国现代体育的模式和价值观规范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今天高科技、高情感、快节奏、多色彩，大容量时代的到来，以竞技为中心的西方现代体育已不能满足高科技下的高情感需求。与此相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养生思想，包括传统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观、健康长寿观、自然养生观、主客观相关论以及动静相关论、构成的整体养生论，则满足了现代人多情感的需求，弥补了竞技体育的不足，成为现代体育理论的宝贵财富和现代体育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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